年内近三成掌门人更迭 宝盈基金高层大清洗规模缩水

来源：新经济e线

原标题：公募大变阵！年内近三成掌门人更迭，宝盈基金高层大清洗规模缩水

“公募2019”之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高管。”

2019年，是公募行业载入史册的一年。伴随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公募产品竞争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

截至12月25日，按基金成立日期统计，全年新基金成立数量已达990只，一举超过2016年全年的947只，并有望突破千只，为公募历史上首次，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按年份计算的话，2019年年内新基金发行份额继续刷新历史次高，仅次于2015年的1.49万亿份，年内发行规模已超过1.3万亿份。

与此同时，随着行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公募投资发展从低风险向高风险迁移，权益类基金也创下近五年来的最佳表现。截至12月24日，年内有4只主动权益类基金收益已突破100%。

不过，面对全年的结构性行情，公募高管亦大变阵，变动频次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期。

据新经济e线调查发现，年内高管频繁变更的公募基金公司，主要集中在中小型基金公司身上。作为一家成立近二十年的老牌基金公司，宝盈基金年内高层出现大清洗，高管变更职位涵盖董事长、总经理、督察长、副总经理以及首席信息官等，变动人数多达11人；而先锋基金年内发生的高管变更数量也达到了10位。

本期“公募2019”系列，新经济e线就此进行盘点。

近三成公募掌门人更迭

此外，Wind统计表明，截至12月25日，今年以来，多达112家基金公司发生过高管变动，较全部公募行业（含券商资管，以下同）数量140家相比，占比高达八成。年内共有318位高管（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等）发生变动。

2018年全年则有98家基金公司的264名高管出现了职务变动。相比之下，今年来公募行业高层变动范围已明显扩大。

同期，共计有35家基金公司发生了董事长更迭，变动人数70人。也就是说，今年以来，近三成的基金公司迎来了新的掌门人。另有41家基金公司聘请了新的总经理，变动人数82人，占比29.3%。而2018年全年，共有33家基金公司更换了总经理，涉及变动人数60人。

因6月份与首席信息官任职要求的相关规定落地，截至12月20日，公募基金年内任命的首席信息官人数已达到51位。

回顾公募基金发展历程来看，行业高管变动数量超过百位的情况首次发生在2008年。若剔除2015年大牛市中“公奔私”浪潮，在2019年的结构性行情中，公募基金行业高管变动情况达到了十余年来的高潮。

以宝盈基金为例，新经济e线注意到，早在今年1月1日，随着原总经理张啸川正式离任拉开序幕，宝盈基金高层“地震”不断。

据悉，张啸川师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教授。自2005年3月至2015年7月一直在中国证监会任职，历任市场监管部市场监控处、综合处副处长以及市场监管部交易监管处处长等职。自2015年7月至2017年4月担任博时基金高级顾问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博时资本董事。同年4月14日起出任宝盈基金总经理一职。

在张啸川离职后，宝盈基金原董事长李文众暂代职务至今年3月20日。后由杨凯接任。杨凯曾在宝盈基金工作长达13年之久，后于2016年9月加入中融基金，任公司总经理。2019年3月，杨凯回归加入宝盈基金，担任总经理一职。

等到2019年7月，李文众董事长一职转由马永红接任。后者自2014年3月起在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任职，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

就在今年6月和8月，宝盈基金原督察长张瑾和副总经理丁宁也相继宣布去职。等到9月，由张磊和邹纯余分别接任了上述职务。其中，邹纯余于2019年7月加入宝盈基金，任党工委书记、纪工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会秘书，并自9月7日起任公司副总经理。11月23日，张献锦出任公司首席信息官一职。

在宝盈基金高层“地震”背后，公司资产管理规模也已连年缩水。Wind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2月25日，包括货币基金在内，公司总资产规模已下降至252亿元，在全部140家公募基金公司中，位列第69位，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

此前于2017年至2018年两年里，公司资产规模分别为493亿元和268亿元。特别是2018年，公司资产规模较上年同比急剧减少225亿元，降幅高达近五成。

新经济e线调查发现，今年以来，同一家基金公司中有两名高管以上离职的共计有39家。除了宝盈基金以外，先锋基金也有5名高管在年内相继离职，分别包括代总经理、督察长、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

此外，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农银汇理基金、国投瑞银、大成基金、国开泰富、国融基金、恒越基金、华商基金、金鹰基金、上银基金、太平基金、新华基金、英大基金、中科沃土基金、中融基金等15家基金公司旗下均有3名或以上高管也于今年先后辞职。

中小基金公司高管困局

无疑，受行业马太效应影响，中小基金公司在市场渠道、投研能力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劣势，发展起来较为困难。这也是部分中小基金公司高管动荡陷入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英大基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作为一家成立7年的公募基金，近年来，英大基金表现一直平平。今年来，公司更有多位高管宣布离职。11月14日，英大基金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称，柴元春离任副总经理，离任后不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这也是该公司今年以来离任的第二位副总经理。

短短3个月时间内，英大基金两位副总经理柴元春和倪枫先后离职，管理层人员流失严重。根据英大基金公告，上述两位副总经理分别于11月12日和8月27日因个人原因离任，并且均不再转任公司其他岗位。有意思的是，二人都曾供职于前海开源基金，在英大基金副总经理一职履任期限仅1年左右。

其中，柴元春历任招商银行沈阳分行储蓄员、工银瑞信渠道经理、国投瑞银北方总部总经理助理、前海开源基金华北事业部总经理、市场执行总监；倪枫曾任航天科工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航天科工财务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投资总监。

就在今年5月22日，董事长孔旺宣布离任，任期不足两年；9月18日，督察长刘轶也离职，同样任期不到一年。如此算下来，英大基金年内已经发布了4则高管变更的公告。

此前，英大基金前总经理助理王某星因个人薪酬问题和公司对簿公堂，随着近日裁判文书的披露在业内引起哗然。

王某星于2015年入职英大基金担任专户投资部副总经理，后担任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王某星在离职后，由于在业务开发奖励、固定工资差额和浮动工资上存在争议，王某星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裁决英大基金应支付其业务奖励等各项薪资奖励共计523.88万元。

后英大基金不服仲裁结果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讼诉，请求拒绝支付薪资奖励初审败诉。英大基金不服初审判决，再次提出上诉。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英大基金的全部诉讼请求，裁定英大基金应支付王某星业务奖励等各项薪资奖励共计287.16万元。

截至12月25日，英大基金旗下基金数量仅有8只，基金资产规模75.62亿元，在140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97名，属于后1/3区域。其中，权益类产品规模仅6.66亿元，旗下唯一一只股票型基金英大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年内回报率20.94%，位列320/345。

不仅如此，在高管相继流失的背景下，英大基金第二大股东中国交建（601800.SH）拟清仓减持其所持股份，并公布于2019年10月17日采用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英大基金公司22.78%股权。

而基金公司主要股东变更往往会带来基金公司高管及从业人员的变动，从而对基金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负面影响。

“在头部效应较为明显的情况下，中小基金公司的考核压力会更大。因此，中小基金公司的高管变动会较为频繁。”对此，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指出。“基金公司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业绩上，只有业绩向好才能赢得客户认可和规模增长。加上明年外资持股基金公司的比例将会放开，这对基金公司发展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