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县域”一词共出现11次,其中明确提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县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单元。要实现城乡经济循环畅通,关键就在发展高质量的县域经济。在全国数以千计的县级行政区划中, 谁撑起了县域经济金字塔的“塔尖”?

近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最新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新增5个“千亿县”,总数达到38个,GDP总量达5.7万亿元,以不到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0.47%,贡献了全国5.66%的GDP。

38个“千亿县”,分布在全国哪些省份?谁实力最强?谁升得最快?在这些县域“尖子生”内部,又上演着怎样的竞争与分化?

“千亿俱乐部”持续扩容

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国内生产总值达10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447元、比上年增长2.0%。

国民经济整体跃升的同时,头部县域亦表现亮眼。

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新增5个县域GDP超过千亿元大关,晋级“千亿县”行列,分别为沭阳县(江苏)、迁安市(河北)、靖江市(江苏)、桐乡市(浙江)、邳州市(江苏)。

其中,江苏新增3个,河北和浙江各新增1个,全国“千亿县”总数由33个扩容至38个。

整体来看,38个“千亿县”分布于全国9省,分别为江苏16个、浙江9个、福建4个、湖南3个、山东2个、贵州1个、河北1个、江西1个、陕西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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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区域分布看,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孕育“千亿县”的沃土。如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马承恩所言,长三角区域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头部区。

报告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包揽了全国大多数“千亿县”,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宁波、嘉兴、绍兴、金华、台州等长三角城市拥有“千亿县”25个,占全国总数近七成。

而从2018~2020年“千亿县”新增来源看,除了2020年河北新增1个“千亿县”外,其他10个“千亿县”均来自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其中,江苏2019年、2020年分别新增3个,浙江2019年新增2个、2020年新增1个。

此外,随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长株潭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等快速发展,各自培育出3个“千亿县”,成为聚集头部经济强县的都市圈代表。

在经济实力方面,报告显示,2020年38个“千亿县”GDP总量为5.7万亿元,以不到0.47%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5.66%的GDP。

同时,“千亿县”GDP同比2019年增长2357.2亿元,同比增长率4.1%,比2020年全国2.3%的GDP增长率高出1.8%,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38个“千亿县”内部,也呈明显的梯队分布。其中,昆山、江阴2个头部强县GDP已经超过4000亿元,张家港、晋江、常熟、慈溪4个县市GDP处在2000亿元级别,其余32个县则都在1000~2000亿元之间。

“学霸”的危机意识

论县域经济哪家强?“苏大强”无疑是最大赢家。

根据《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江苏共有25个县上榜百强县,5个县位居榜单前十,其中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4地均来自“最强地级市”苏州。

2020年,随着沭阳、靖江、邳州GDP突破千亿,江苏的“千亿县”数量增至16个,占据全国四成,也是数量最多的省份。

全国县域GDP前三甲——昆山、江阴、张家港,也全部来自江苏,苏南更是独占前十中的5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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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千亿县”绝对数量,还是入围成员的相对位次看,江苏作为县域经济最强省的地位也都毋庸置疑,且领先优势还在扩大。

然而,在这个县域经济强省内部,那些常年稳坐第一方阵的“学霸”们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始终保持着“慢进则退”的危机意识,兄弟城市之间“你追我赶”更是成为常态。

以昆山和江阴为例。尽管二者以甩开第三名张家港超千亿元的优势牢牢占据全国“千亿县”第一梯队,梯队内部的竞争却相当激烈。

已连续16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市首位的昆山,早在多年前就完成了“以县超省”的神话。

2018年,昆山GDP3875亿元,超过宁夏的3705亿元;人均GDP3.48万美元,高于韩国、接近日本。同年,江阴以3806亿元GDP,落后昆山69亿元。

到了2019年,二者双双跨越4000亿门槛,GDP差距缩小到仅44亿元;2020年,差距再次扩大到100多亿元。

可以说,在这场高手较量中,只要昆山“打个盹”,江阴就可能超上来,夺走强县“一哥”的宝座。

“扪心自问,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我们有没有融入大发展的自觉?在区位、载体、政策优势叠加的最佳时期,有没有怕一手好牌被打烂的担心?”去年11月,当地官媒“昆山发布”曾在报道中犀利发问。

去年3月底发布的《“五争五最五突破”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被认为为昆山未来5年转换赛道、重塑优势指明了方向与路线图。其中明确,202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超5000亿元,新增上市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数突破3000家,人才资源总量突破50万人等目标。

就在同月,江阴在全市科技创新和人才大会上发布《创新江阴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同样明确了高新技术企业数、人才总量等相关维度的3年行动目标。

今年以来,昆山市委书记吴新明亦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昆山要破除“县级市思维”,放在更大坐标系中谋划、推进自身发展。

今年3月,昆山召开产业科创中心建设发展大会,重磅发布“人才科创政策4.0版”,规划启动、开工建设、开园运营一批科创产业园区,下辖所有镇区几乎都有布点。

江阴市委书记许峰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江阴将更加积极地融入无锡,更加主动地参与太湖湾科创带建设,锻造江阴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不难发现,这座“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正积极转向科技创新的新赛道。

紧随其后的张家港,更是频频喊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1年超江阴,新兴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2021年超昆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23年超昆山和江阴”等口号。

作为全国县域经济领域最优秀的成员,这些“尖子生”可谓步步紧追,且都在不断地正视不足、强优补短。

谁是下一个“千亿县”

代表着县域经济新晋力量的后半梯队成员,以及有望跻身“千亿俱乐部”的后备选手,同样值得关注。

从整体排名与区域布局关联度来看,经济实力靠前的强县大多诞生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强县排名则相对靠后。以2020年为例,东部百强县达到68个,中部、西部、东北分别入围21个、8个、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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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顾问研究报告显示,尽管地域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但局面正在好转——百强县逐步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东部地区入榜数逐步下降,中部地区入榜数上升明显,东北地区入榜数稳中有进,西部地区入榜数则保持平稳。

就中部而言,近三年百强县席位显著增多,特别是湖北、安徽、河南3省增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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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千亿县”榜单中,湖南则是当之无愧的中西部领跑者。2020年,中西部地区的6个“千亿县”中,就有3个来自湖南——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贵州、江西、陕西各有1县入围。其中,长沙县、浏阳市更是榜单前十中仅有的2个非东部县,GDP分别居全国第8、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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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次变化来看,来自中西部的“湖南东大门”浏阳市、“茅台故乡”仁怀市等有明显进步。相比2019年,浏阳从榜单第11位跻身前十至第9位,仁怀则从第15位升至第12位。

同时,在“千亿县”后半梯队的激烈角逐中,一些东部县域名次出现下滑。其中,余姚从2019年第19位跌至第23位,海宁、靖江、桐乡、邳州排名均下降2位。

在此之后,新一轮竞争已蓄势待发。

报告分析认为,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份县域经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有望培育出更多“千亿县”。其中,山东荣成市、邹城市,河南禹州市、巩义市,安徽肥西县等被认为在未来几年内冲刺“千亿县”的可能性较高。

这些“后备军”中,谁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千亿县”?

2020年,山东荣成GDP943.2亿元,距离千亿大关仅50多亿元差距。安徽肥西虽然GDP距离千亿尚有130亿元差距,但5.7%的增速也十分可观。

结合各地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荣成和肥西两地依然更具领先优势——2021年一季度,荣成GDP213.45亿元,增长15.2%,总量居威海各区(市)第一;肥西GDP224.2亿元,增速高达29.5%,总量和增速均居合肥5县(市)首位。

此前有观点指出,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差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依托城市群发展县域经济非常重要。脱离了城市群,没有资源的县(市)发展将会非常艰难。

大趋势之下,守擂赛才刚刚开始。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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