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难题的关键钥匙

编辑 | 李健

在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下，中国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政策也在重点关注这个方向。目前来看，我们大概率成功跨过了这个陷阱，向高质量增长过渡。在国际历史上，很多国家都遇到过这个难题，它们各有各的处境和应对方法，虽然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但这些均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良好镜鉴。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是著名经济学家飞利浦·阿吉翁等人的新书，其中提到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创新，打破旧公司的格局，会带来经济的新动力。

以创新驱动增长

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美国的40%,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当时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倍，与日本和加拿大接近，甚至略高于法国。阿根廷在这一相对水平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但在这之后，该国的人均GDP同美国的相对值持续走跌。

这一下跌该如何解释？

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进口外国机械，并引入外国资本来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但不幸的是，着眼于农业生产和出口的这一专业化分工让该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农产品全球需求波动的影响。因此，阿根廷走向衰落的时候恰逢大萧条。为避免这一衰落，阿根廷本应该让本国生产走向多样化，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工业化，并投资于创新。然而，该国选择了故步自封，采取进口替代策略，而非拓展出口、正面迎击国际竞争。概言之，它未能改变自身的制度，从以积累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工业经济。

阿根廷并非陷在中游的唯一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曾看到增长起飞，点燃向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的希望，结果止于中途。这些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未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由此诞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

这个陷阱的存在说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绝非一帆风顺。为避免此陷阱，各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战略，并致力于有更高附加价值、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这是阿根廷未能完成的一步。

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在落后国家，大多数企业远离技术前沿，追赶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当它们采用追赶策略时，有巨大的技术进步空间。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企业起初比较靠近产业前沿，此时前沿创新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这些企业的技术追赶空间很小。

不幸的是，许多新兴国家最开始确实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追赶，但当需要改变轨道，采纳有利于前沿创新的策略，也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跨越到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时，它们依然沿用了支持追赶的策略，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投资驱动型曲线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

我们的解释是前沿创新政策不利于在位企业。通常而言，在追赶阶段充分获利的企业希望保住自己的租金，不愿面对加剧的竞争。相应地，它们会利用一部分积累的财富给政客和法官们施加压力，以阻止引入和实施支持竞争的新规则。

日本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其竞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束：1949年建立的强势的通商产业省（经济产业省的前身）限制进口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还给大型产业金融联合集团（经连会）的投资提供补贴。鉴于政治权力、行政机关以及金融界和产业界的紧密相互渗透，日本的经济增长从1945—1985年令其他发达国家羡慕的势头强劲，急剧转向1995年后的孱弱无力,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韩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是个至少暂时来看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有些不可思议的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挥了全面的自然实验的作用，促使韩国开始改变其增长模式。

1998年危机之前的韩国增长模式是以技术模仿为基础的。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极低人均GDP水平起步,开启了不同寻常的增长,1960-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7%。

韩国的模仿驱动型增长以创建大型工业和金融集团（财阀）为核心。政府通过若干手段给财阀提供支持：优惠和补贴贷款、利用货币贬值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出口补贴、公开和隐性的救助担保等。尤其是，韩国政府限制其他企业利用金融市场，抬高创立新企业的成本，限制新的外国投资人进入（规定外国投资人持有韩国企业的股份不能超过26%）,并非常消极地执行反垄断法规，以极力压制竞争，阻碍新企业的进入。

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阀势力发展到顶点，销售额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的产值占韩国GDP的16%,其中最大的5家——现代、三星、LG、大宇和SK——占韩国GDP的10%。这些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集团是韩国经济在1960-1995年快速腾飞的载体。如果不是有意识地给财阀提供金融支持、商业和货币保护，以创建民族工业，韩国可能依然是个农业经济体。而在短短30年的发展之后，韩国已成为电子与电信产业领域的世界领先者。

接下来爆发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大宇等财阀破产，其他一些也遭受重创。打击来自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信贷收缩，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对韩援助的条件所要求实施的政策。特别是，IMF要求韩国开放对外国直接投资,于是外国人在韩国企业中的最高持股比例限制于1997年提高至50%,1998年提高至55%。IMF还坚持大幅强化反垄断法规及其实际执行效果：1998—2000年，反垄断修正指令的发布次数增加到危机前的3倍，对反竞争行为的财务惩罚额度提高至原来的25倍,这些使韩国经济重新对国内和国际竞争开放。

1997-1998年金融危机对韩国的生产率增速、创新与企业活力有何影响？

在创新方面，我们注意到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仅为德国的1/8,但在2012年，其申请数量已比德国多出30%,尽管人口仅为德国的一半。此外，在危机之前，韩国的财阀企业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其他企业，危机后则出现反转，财阀企业的专利申请停止增长，其他企业的申请则加速。

在生产率方面，生产率在危机爆发前已出现停滞甚至下跌，但在1997-1998年后重新出现快速增长，无论财阀企业还是其他企业均如此。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这一反弹在之前由财阀控制的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产业受危机与后续改革的影响最深刻。还有，危机显著促进了非财阀企业在所有产业部门的进入。

总之，1997—1998年金融危机使财阀企业的影响力受到约束,并重新开放竞争，鼓励之前一直受政府与财阀串谋束缚的其他企业开展创新，从而刺激了韩国的生产率增长。因此，危机带来了生产率增长加速，主要源泉则是非财阀企业的产业进入与创新行动。

结论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正在向先进国家趋近，其他一些则停滞不前。尤其是那些制度调整太慢或完全失败的国家，未能从追赶型经济变身为前沿创新型经济。这背后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还反对促进竞争乃至帮助国家从模仿驱动型增长转向前沿创新型增长的任何改革。而危机爆发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会迫使各国政府采取适宜的结构改革措施，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例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老牌企业，让韩国企业重新迎来开放竞争格局，加入创新国家的俱乐部。

（文章节选自《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