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人的味蕾记忆,汇在一起就成了“当代小史”

原标题：无数人的味蕾记忆，汇在一起就成了“当代小史”

撰文 | 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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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媚寄赠《食光机》，扉页题“杨早兄：京城无味，不如还乡”。

书里有一篇《我和北京的重要分歧》，似乎在呼应了这则题词，里面讲：“这鸡翅，没有辣椒，也不是川味，我为什么还吃得津津有味，肯定是因为，这是一种自由状态。 我明白我对北京关于吃的抱怨，其实是对诸多方面的不满。生活的不便利，各方面的不公平。”

《食光机》，作者: 西门媚，版本: 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

这段话也让人想起傅山傅青主，他在清初被强行征辟进京，始终拒绝参加博学宏词试，免试赐封内阁中书后亦不叩头谢恩，康熙只好赐其还乡。傅山回到山西，作《帽花厨子传》，借厨子之口说：“尝游燕，谓长安绝无滋味，令人食不下咽。”

这段引文足以证明《食光机》的副题“食物中的当代小史”绝非虚言。“食物与记忆”是西门媚着意选择的角度。吃食是个人的，记忆也是个人的，但西门媚把它们写出来，我们读了，就成了某种公共知识，集体记忆。无数人的味蕾记忆与时光滋味，汇在一起就成了当代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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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读汪曾祺。汪曾祺特别在意笔下的人物“吃什么和想什么”，吃什么是物质生活，想什么是精神生活，而按照惯例，这句话的重点是“和”，“吃什么”与“想什么”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能想明白这一层，才能理解汪曾祺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写各种吃食，即使平凡低廉如家常咸菜或街头小吃，他也能写出风情万种。这些吃食背后，固然有汪曾祺无法抹去的人生记忆和情感，但也有着整个时代的世变缘常。写食，也就成了西门媚所谓的记录时代“最细节的方式”。

不夸张地说，西门媚的文字，与汪曾祺的，异曲同工。它们共同的用场，就是读完会让人心柔软不少。刚刚痛斥过孩子，放下书也会给他一个拥抱。

要做到这一点，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作者的悲悯之心，当然会通过笔端让读者感知。对食物的尊重，对记忆的尊重，对人的尊重，分别需要珍惜、真诚与博爱。而要从食物与食事中写出人间的况味，则需要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我正在编一本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写食散文集，很多作家写不好食物食事，倒不一定是缺上述品质，而是他们不明白吃食里有这许多乾坤。

晚年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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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吃食里写出个人史与社会史，重点是要写好食物与人物的关系。西门媚笔下的“笨笨”，就是那个叫西闪的男人，似乎就是靠着对她吃相的观察与书写，把自己写成了西门家的人。

而《食光机》中食物与人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小敏”这个隐现于作者青春岁月的男孩。他为了她去超级市场偷拿甜软酸香的杏脯，被猜疑是拿走了她笔友信件的嫉妒者，阻止她喝下第一瓶通化野葡萄酒，最后的告别却是在几碗冷掉的烧菜边上。年轻时的思慕，总是青涩又无私的极端，悲剧是你到头来也不知道，你自以为熟到发烂的那个人，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西门媚也在书中写出了自己的漫游与漂泊。从乡下到城市，从成都到北京再到广州。她有记者的敏锐，也有作家必备的抽离度与分寸感。沈从文批评过冰心永远只知道爱与家庭，汪曾祺也微词过女作家只写自己的事。其实小说都全是作者的假面舞会，散文又怎能不写自己的事？问题是你怎么去写自己，有没有将自己放在人群中，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去观照。我印象最深的如《西餐厅五美图》，根据片断的对话想象各人的身份与心态，回想自己生命中相似的过客，又没有任何的JUDGE（抱歉我觉得这个词译为“审判”会走形，只好用英文）；又如《拿什么招待你 远方的游子》，西门媚甚至触碰了“洞洞舞厅”这种女作家绝少涉及的题材。她的观察只能是浅尝辄止的，但她不会强不知以为知，甚至不采纳听来的二手信息，只在末尾以一首诗收结：“世界沉默不语，世界有巨大的秘密 我不是她们，我永远不知道她们的心情。”确实不能说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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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食光机》很慢，因为常常会思绪飘散。西门媚与我同龄，都是四川人。我在成都读初中那一年，没准在望江公园旁边哪家面馆，看到过她和同学一起叽叽喳喳去吃海味面。我们都有在班上面对“街娃儿”时混杂着警惕、不安与羡慕的复杂情绪。我们也都第一次在同学那里撞见了死亡。

我们也同样在1990年代来到北京。她住过西三环外有土暖气的农村房子，我住过的在五道口，现在的宇宙中心。广州的洗村与杨基村，广州大道中，都是我们年轻时熟悉的地方。食物也好，地名也好，总能让我突然跳进自己的回忆，想起江心的野炊，各家各户的红茶菌，春熙路的娃娃头，京城冬天的煎饼馃子与木须肉，哦，还有因为兔头与外省朋友的小撕裂，汶川地震那天在空阔地带的一顿熙熙攘攘的晚餐。

《食光机》将“我们的时代”以十年为期，分为五份。有意思的是，前面的年代寡淡无味，却更能让人流连，后面的年代滋味无穷，反而写作与阅读的速度都明显加快。仅仅用年龄来解释是不完整的，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象征着时代共识在飞快地消逝。

《上学记》，作者: 何兆武 口述 / 文靖 执笔，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

重读何兆武《上学记》，何先生提到他们的时代，主题词是“爱国”，而那个时代的幸福，来自“时代不断向上向好”的信心。而“我们的时代”，最能共情的或许是1970年代，而最有希望的，或许是1990年代，1980年代呢？它夹在中间，铸就了我们记忆与想象的外壳，即使那是用来打破的，但也成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古早味道。再往后，兄弟姊妹各奔前程，人世的悲欢遂不相通。

没有说出的，远大于说出的。但每说出多一分，便能留住多一分。或许这是诗人翟永明说的“既是告别，也是挽留”。告别的是昨日之日不可留，想挽留的，是我们曾经都有，如今少数人还在苦苦坚持的，对“自由状态”的向往。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杨早；编辑：徐伟；张婷；张进；校对：何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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