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子遗址：为辽南地区土著青铜文化“代言”

陶罐。

第三期文化的石斧。

青铜镞。

第三期文化的石刀。

第三期文化的稻米。

延续了4000多年的捕鱼场所。

    2月8日，由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大连汉墓博物馆承办的《大嘴子遗址出土文物展》在大连汉墓博物馆临展厅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的130件（套）展品全部来自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大嘴子遗址出土文物，时代为青铜时代，距今3300年-3100年。展期至6月8日。

    大嘴子遗址，尤其是大嘴子第三期文化聚落遗址，是辽南地区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土著青铜文化遗址的代表，它的发生、发展、衰落具有一定的规律和脉络，去向是以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遗存，它的族属是东北夷的后裔，发展到春秋中晚期，至少成为貊族的一支祖先。它在中原商周文化耀眼光芒的辐射照映下，呈现出“另类落伍”而朴实的繁荣，演绎着浓郁的地方风情，成为中华文明一支瑰丽的奇葩。

    /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彭杭 /

    大嘴子遗址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东南方向的黄海北岸半岛尖端。半岛尖端自西向东深入大连湾，南、北、东三面环海，西面与陆地相连，当地俗称“大嘴子”。

    大嘴子遗址最早发现于1959年。1987年和1992年，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旅顺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系等单位先后对大嘴子遗址进行了发掘，收获甚丰，两次发掘总面积达3505平方米，共发现房址51座、灰坑11个、石墙4道，出土各类遗物约1600余件，是大连地区发现的内涵最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尤以第三期文化具有鲜明特点，遗迹遗物绝大多数出自该期，也证明了这里4000年前就有先民渔猎为生。

    1993年，大嘴子遗址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稻米的发现为中国栽培稻的东传路线提供了实物依据

    从大嘴子遗址出土的文物看来，当时的农业经济已高度发达，具体表现为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繁多，且形式复杂，共发现石器1115件，其中数量较多的斧和刀又可分为多种形式，并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比如生产工具棱角分明、刃部锋利、体态向扁平方向发展，这都是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

    刀是农作物的收割工具，是农业社会的重要标志物，刀的发展代表着农业生产力的大步提高。大嘴子第一期文化时期，刀发现的数量较少，均为弧背直刃；大嘴子第二期文化时期，刀发现的数量也少，但出现了斜刃和弧刃；大嘴子第三期文化时期，刀的数量257件占很大比例，刀面上分双孔、单孔、多孔和无孔，刀刃上分直刃、弧刃还有双面刃，刀背分直背和弧背。刀的种类多样化，体现出了农畜业上工具的分工更为细致。

    稻米等谷物的出现也最能体现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的房址F3出土了6陶罐的炭化谷物。经过鉴定，共有两个种属，一种是稻米，一种是高粱或者黍，其年代距今3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和一部分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稻米标本遍及华南、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中国东北地区而言，大嘴子稻米发现尚属首次，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成为迄今中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地点。

    大嘴子稻米发现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播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实物资料。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一般认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栽培稻最初都是由中国传入的。最大的可能是从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形式传播过去。这5站，除辽东半岛外，其他4站过去都有稻谷标本发现，大嘴子稻米的发现恰好可补上辽东半岛这一缺环。

    罐装鱼类的发现为了解北方人类的渔业生产提供了新资料

    大嘴子遗址出土的数量较多的陶网坠和骨鱼卡，表明大嘴子先民除了利用潮汐捡拾各种贝类海产品外，其渔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特别是在第三期文化时期，网坠和钓具的制作朝着制式化方向发展，大大提高了捕鱼效率和捕鱼范围。

    大嘴子遗址先民为了提高捕鱼效率和满足对海洋食物的生存需求，在陶网坠的制作上不仅形制多样，且制作规范具有相对统一性。大部分陶网坠是专门制作，其表面为横向刻一道凹槽或刻十字形凹槽，根据不同的捕鱼需求，制作相应形制的、规格相近的网坠，以用于近海或远海捕捞。石网坠发现数量较少，较陶网坠相比普遍偏大，被用于一些专门的用途，比如在更深的海域捕鱼，以增加渔网的下潜深度。在遗址中发现的鱼类骨骼中含有鲟类体背骨板、海豚尾椎骨、鮟鱇类下颚骨等大型深海鱼类就是最好的证明。大嘴子房址中出土装鱼的陶罐，多的达10余件，罐内鱼头和鱼骨清晰可辨，由此可知，捕获的鱼类资源不仅能够满足日常所需，还能将剩余部分储存。专家认为，这些罐装鱼类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青铜时代北方人类的渔业生产提供了新的资料。

    当时的人们除了以网捕鱼、以鱼卡钓鱼外，在海滩、礁石等处采集大量的软体动物，也是当时人们的渔业活动之一，经鉴定，有锈凹螺、脉红螺、魁蚶、润泽角口螺、牡蛎、砂海螂等种类。

    狩猎也是大嘴子遗址人们经济活动之一，遗址中出土的马鹿、斑鹿、獐、麝、狍、貘、猫、羊等野生动物遗骸说明了这一点，多为小型食草类动物，成为当时人们首选获取的对象和肉食来源的组成部分。获取这些猎物的武器种类也十分丰富，主要是弓箭、石矛、石球、石饼、带石头的棍棒等。

    青铜器陶器石器的发现

    说明当时具有较高的手工业水平

    大嘴子遗址文化层厚度在2米至2.5米之间，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器物将其分为第一、二、三期文化，对应双砣子第一、二、三期文化。大嘴子第一期文化层出土了一件青铜戈，第三期文化层出土了一件青铜镞，虽然仅此2件，却是遗址年代的重要标志。这2件青铜器具有地方的一些特点，应是在本地铸造的，因为在同时代的旅顺尹家村大坞崖遗址发现过制造铜鱼钩和铜釜的石范，说明当时的大连地区青铜冶铸业已比较进步，使用了合范铸造技术。尤其是铜镞这种难以回收使用的器物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青铜器铸造水平。

    大嘴子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豪放、大度、粗犷、朴素，是该文化陶器的主要特征。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多手制，有的口沿经过轮制，采取泥条盘筑法，大型陶器较多。陶器的拉胚、旋转、成器等技术难度相当大，说明人们制陶技术日臻成熟。为了增加陶器的实用性和美观性，往往器壁上会被刻划纹饰，有些陶器上还用彩绘装饰，如在大嘴子房址F35中发现红、白两方石砚。

    石质工具也异常发达，表现为石器数量多达上千件且种类多样，达30余种，有斧、锛、刀、钺、戈、剑、镞、矛、石球、磨盘、磨棒、磨石、带窝石等。石质以辉绿岩为主，还有蛇纹岩、薄层大理岩、板岩、砂岩、石英岩等。大嘴子先民利用各种岩石的物理性如结构、硬度等，来制作不同的生产生活用具，体现出了伟大的智慧。经鉴定，所用石材大多不产自大嘴子，而是来自30千米以外的金州大黑石周围。人们将开采的石料打制出雏形或加工成毛坯，再运到大嘴子深加工成器，石器毛坯和大量的磨石、带窝石的出土就是最好的证据。

    遗址中还发现一定数量的纺轮和骨锥、骨针等。陶制纺轮小且制作随意，往往由陶片加工而成，还发现一件角质纺轮。骨锥多取材于动物和禽类的腿骨，选材和制作都比较随意，骨针制作精细，有的孔径只有一毫米左右。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纺织业也具有一定水平。

    资料、图片由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汉墓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