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中共大连党组织仍生生不息

志成书房旧址，曾为中共大连市委联络地。

张敬文住宅旧址，曾为中共大连市委联络地。

    中共大连地下党组织成立后，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心脏里开展秘密斗争，险象丛生。从1928年5月到1937年8月，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先后遭到四次大破坏，一次比一次损失严重。被捕的党团员和受牵连的革命群众共达230人。但大连地下党并没有销声匿迹，他们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仍然前赴后继、顽强战斗……

    / 闻隽 /

    1927年7月 遭遇第一次大破坏

    1926年1月15日，大连党组织成立后，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时，奉系军阀张作霖4月6日在北京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并搜查出大连党团组织给北方区的报告等材料。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暗地里加紧对大连地下党的防范和搜查活动。

    1927年7月13日，中共大连市委青运部长、团大连市委书记魏长魁在码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时，被警方发现并逮捕。7月24日，满铁沙河口工场党支部召开会议，由于叛徒胡杰三告密，支部书记韩冈清和委员辛培源在进入会议现场时被逮捕。接着，尚未到会的支部委员于全福在其家中被逮捕。韩冈清、于全福、辛培源被捕后，立即遭到刑讯。接着，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搜捕，很短时间内，包括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在内共有49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大连党组织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筹建满洲省委的工作也因此搁浅。

    在短短的时间内，一些党的基层支部被打散，党团员相继被捕，党员数量从1927年7月前的230人减少到十几人。曾经为大连党组织的历史和工人运动史书写了光辉篇章的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印刷职工联合会以及大连店员协会等爱国进步团体，相继被日本殖民当局查禁或解散。部分幸免于难的党员被迫转移。

    年轻的大连党组织面临着成立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绝大多数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毫不畏惧。魏长魁是这次大破坏中最早被捕的共产党员。敌人对他施用各种酷刑，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据理申辩，弄得审判官狼狈不堪。

    1928年4月 遭遇第二次大破坏

    1927年10月24日，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在哈尔滨成立。满洲省临委对大连地区工作极为重视，决定委派原中共牡丹江市委负责人杜继曾到大连进行组织恢复工作。

    杜继曾到大连后，利用大连党组织第一次被破坏时仍然保存的党的秘密联络机关——益记笔店做掩护，先后与中华青年会、旅顺师范、大华窑业、印刷业、店员等系统的10余名党员取得联系。同年12月初，中共大连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大连市执行委员会。这时，中共满洲省临委增派共产党员曲文秀到大连，重新组建党的组织——关东县委会。

    1928年1月20日，中共关东县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出由曲文秀、孟庆恩、杜继曾、张明阳、纪幼柏为委员，吕毓鸿为候补委员的中共关东县委员会，讨论通过《关东县工作新决议案》。中共关东县委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全面系统地提出党的各项任务，对于进一步唤起大连人民的觉醒、扩大党的影响、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县委主要负责人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特殊性缺乏足够的重视。3月15日，县委书记曲文秀派农运委员杜继曾去旅顺联系指导工作。杜继曾接受任务后，违反秘密工作原则，携带密写药水和党内文件，乘火车到达旅顺。日本值勤警察发觉杜继曾行动可疑，将其带到日本桥派出所审问，从他的提包中搜出密写药水和《关东县工作新决议案》等文件。杜继曾趁警察翻阅文件没有防备之机，夺下文件投入火炉，但旋即被警察掏了出来。敌人从未燃尽的文件中发现一些线索，开始对旅顺党组织进行全面搜捕。至4月14日，孙长贵、周祥富、田立弟、王耀先、秦日新、张义堂等19人先后被捕，32份党内文件及有关物证落入敌手。大连党组织再次陷入危险境地。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关东县委领导人不仅没有采取保存力量的相应措施，反而仍热衷于大张旗鼓地蛮干。4月下旬，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印发大批反日传单，发动党团员和工运骨干在市内各大热闹场所散发、张贴。29日晚8时，县委书记曲文秀亲自上街张贴标语，返回途中，被日本警察逮捕，在严刑拷打下，曲文秀叛变。随后，带领敌人逮捕县委会的一些同志。纪幼柏、吕毓鸿、刘景台、刘廷德、李廷冥等47人先后被捕。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第二次大破坏。

    1933年11月 遭遇第三次大破坏

    从1929年3月开始，先后有陈涛、吴晓天、盖世英、朱全盛4名共产党员来到大连，秘密开展活动。

    同年10月，为加强大连地区党的工作，中共满洲省委派张干民（即赵文栋）来连。张干民来连后，很快与吴晓天、朱全盛接上关系，组建了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张干民任书记，吴晓天任宣传委员，朱全盛任工运委员。大连特支隶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张干民利用码头工人山东老乡多的特点，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码头，先后发展3名党员和10多名工会会员，成立了码头工会。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大连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对推动码头工人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1930年5月末，中共满洲省委派省委委员王永庆来大连担任特支（不久改为市委）书记。王永庆来到大连后，冷静地分析了大连的政治形势，提出党在大连的工作方针——不应发动公开的进攻，而应隐蔽地搞好宣传鼓动，提高工人群众觉悟，秘密发展革命组织，壮大党的力量；适当搞一些小型经济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增强工人团结斗争的信心，扩大党的影响。

    1931年3月，中央派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童长荣来大连担任市委书记。童长荣在大连期间，积极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地打击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王永庆等好同志。

    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另派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奉天市委书记刘景新（张洛书）来大连接替童长荣的工作。刘景新工作有胆略，有计谋，思想上却比较麻痹，缺少应有的政治警惕性。更为严重的是，刘景新只凭过去相识，不加任何审查，就委派山东转移来大连的脱党分子于冀贤去奉天特委汇报工作。于冀贤到沈阳后投敌叛变，出卖了奉天和大连党组织。10月20日，于冀贤带领敌人直奔大连地下党的联络点志成书房，逮捕了刘景新夫妇。10月28日，敌人又截获刘景新写给奉天特委关于大连党组织的情况报告。

    到11月下旬，除中共满洲日日新闻社支部的5名党员安全转移外，敌人在大连、旅顺共逮捕80余人，其中党员37人。大连地区党组织第三次遭到严重破坏。

    1937年8月 遭遇第四次大破坏

    1934年1月，在中央尚未派人来大连之前，中共满洲省委抽调张敬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大连开辟工作。

    张敬文来大连后，先在舅父杨文志家落脚，发展其舅父为交通员，与省委保持联系。后又搬到同乡、铁路工人高恒星家居住。他以印刷工人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依靠山东阳谷县同乡的关系开展工作，先后在码头、印刷、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30多名，建立起满铁、码头、印刷3个支部。

    1935年1月，经满洲省委批准，中共大连市委成立，张敬文担任市委书记。这一时期，除大连本地党组织外，以林月樵为领导的中共胶东临时支部也在大连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将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福生（即夏尚志）调到大连加强党的工作，张敬文改任市委组织部长。

    到1936年10月，大连党组织共有党员50余人，分布在甘井子、女工、铁道工场、码头、协和实业学校、大连火车站、红房子、满铁中央试验所、日清印刷所等13个支部中。到1937年春，党员发展到100余人，党组织的工作在挫折中再一次兴旺起来。

    这时，中共哈尔滨特委被敌人破坏，敌人从中发现大连市委的通信地点。1937年8月2日，日本宪兵队对大连党组织进行全面围剿，被捕人员多达111人，只有少数党员转移出去。这是大连党组织成立以来遭到的最严重的一次破坏。

    尽管经历了四次大破坏，但中共大连党组织却始终生生不息，为大连最后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